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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清泉: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要善于打文化牌 ——徐清泉研究员在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的演讲

 日期: 2018/2/27
作者: 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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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总体趋向疲软甚至衰退。但文化及其相关产业逆势成长,成为不多的亮点之一。文化成为被加速生产的对象,日益成为市场资源要素配置活跃的行业领域。更加关注并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自觉实践和一种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全球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具有使城市更繁荣、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力量。报告倡议,在世界各区域城市化加速和扩大的态势下,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纳入文化考量,要以文化和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与创意产业报告甚至直接把当今称为“文化时代”,并在翔实数据比较的基础上呼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应把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视为战略性资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要求,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央基于国情世情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应怎样认识和把握文化领域出现的变化?又该怎样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探索相应的发展思路和完善举措?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科技变革引发业态升级,正在重构世界文化版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中国文化产业平均增长率超过12%,而同期的常规经济领域平均增长率在6.5%左右。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文化产业增速也超过了常规经济领域。这表明,全球文化生产处于稳步加速状态,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日益活跃。

  事实上,文化要素配置活跃度增强,只是表象之一。文化如水流入缝、水滴入隙,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它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又无处不在。文化先天具有的观念性、灵动性、渗透性和广泛性,预示并演绎了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合作,已越来越成为管控国家和国家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有关生存、发展矛盾的缓冲力与调和力。另一方面,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想参与国际经贸分工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必须先学会“打文化牌”。否则,阻力会加倍。这是因为,文化交往能够以人性化、情感化的“软接触”方式,缓解或削弱利益博弈“硬接触”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为什么某些发达国家谋划实施的跨区域贸易协定举步维艰,而由中国牵头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响应者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中国努力传承和弘扬丝路文化遗产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充分运用文化的亲和力、努力消弭利益纷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外交上强调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它恰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活学活用。

  从相关文化产业的收益变化,也可以比较直接地体会到文化的崛起。例如,伴随电影行业全球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加快,中国电影保持了连续数年的快速增长势头,2017年票房更是突破了500亿元。同样,印度电影也发展迅猛,且在风格上更倾向于国际化,传统歌舞片开始减少,现实主义批判题材增多,类似于《摔跤吧!爸爸》等接地气的电影受到观众追捧。

  中印电影的发展都遵循了提升区域文化能级的新原则,包括坚持开放协调、融合创新、特色化等。某种程度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开启了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版图的重塑、重构时代,并正在撼动欧美文化“称霸”的传统格局。

  引发文化领域出现变化的原因众多,但科技因素举足轻重。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成为推动文化转型升级、产业业态更新的主要推手。新时代,既是一个“文化为王”的时代,也是一个“科创为先”的时代。

  例如,在纪录片制作领域,航拍无人机产业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挤压了直升机航拍“坐地起价”的空间。这大大降低了纪录片的生产成本,也让航拍片实现了技术换代。类似这种由科技变革引发的业态转型升级,正变得时常可见。

 

  管理单一化和业态复杂化矛盾,需要想办法解决

 

  显然,文化及其相关产业是一个影响面广而深的领域。它既关涉宏观的人文价值精神建构,又仰仗中观的产业条块管办,还催生微观的内容生产和消费。新时代带给文化领域的挑战与机遇,具有新旧重叠、显隐并呈等特点。

  从文化生产和供给角度来看,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消息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文化产品最大出口国。然而,我们并没有沾沾自喜。坦率地说,在文化产品质量、文化原创品牌等方面,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近年来,中国在影视创作以及在具有本土特点的网络文学、动漫手游等行业,正在形成可以影响世界的原创品牌。但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生产领域,我们依然有待实现质量和品牌的创新突破,亟需改变“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

  而就文化公共服务供给而言,虽然“公共治理”和“空间正义”理念已在全社会不断得到普及和强化,但行动转化能力和落地推广实践还显不足。比如,一些地区和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度依赖封闭的体制资源,对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治理不太在意。同时,有的地方依旧过于看重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出,而对文化公共空间的消费增量诉求表现得不够重视、热情不高。

  从文化事业、产业的管理角度来看,现有文化条块化分类管理格局,已日益显得不适应跨条线条块的融合发展新态势。这种不适应具体表现为“管理主体的单一化”与“文化业态和文化主体的复杂化”之间不匹配、不对应的矛盾。

  这也就是说,在深化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对接各业态领域的新陈代谢与创新升级。其中,如何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寻求突破提升,力争规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怪圈,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此外,文化领域滋生出的一些行业乱象,事实上已超越了常规管理的范畴。例如,不少电视剧涉嫌抄袭的争议,近年来不时引发热议。有部古装电视剧及其“原著”小说竟然涉及抄袭200多部小说。如此大的抄袭量之所以能够进行,据说是因为在小说或剧本创作圈子里早就出现了所谓“创作神器”之类的软件工具。“作者”可以按照事先预设的大致框架或主题,通过检索数据库中的故事、场景、情节、人物和桥段等要素原件,自动组装出所谓的“作品”。

  类似乱象提出了新的警示,即文化产业在分享科技发展红利和市场化红利之时,要想办法避免科技滥用、“金钱万能”给文化原创性、内生性和人文性带来的伤害。就此而言,如何借助依法管理来处理好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良性互动,是需要引起关注的现实挑战。

 

  “做大做强”文创产业,助推产业更迭与城市更新

 

  当然,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而伴生的各类挑战,文化在不同层面、不同条线也出现了许多创新良机。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可资实现文化交融与经济互惠的新平台,其引申出来的文化合作发展空间无限宽广。

  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化还只是“丛林法则”版的粗放式全球化,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可以说是升级版全球化或者说是“共建共享”版新型全球化。一方面,它是凝聚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能够让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受益; 另一方面,它是依托丝路文明底蕴开创的文化再交流再交融的开放平台,是力求达成全球治理新共识、实现不同文明合作发展的模式创新。

  第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文化产业跻身支柱产业的成功实践表明,文化是助推“城市更新再造”的大红利、大抓手。

  从中外城市发展能级提升的历史来看,兼具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征的文创产业,具有生产、生活、消费高度重叠的特点,是推动新旧产业“腾笼换鸟”和区域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

  进一步来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与文创产业的“做大做强”,具有紧密的正相关性。而且,好的文创生产往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战狼2》创造超高票房的奇迹,给相关企业、行业和经济生态带来的广泛影响,就让很多人大为叹服。

  第三,文化新业态与科技新发明的叠加应用、快速普及,正在成为缩小区域经济乃至文化发展落差可资利用的重要驱动力。

  一定意义上说,“世界是平的”这一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印证。推动中国变平了的“推土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极大地拉近区域间时空距离的高铁、动车;另一个就是手机等智能终端中的各类文化类、生活类软件,开启了移动互联和无现金支付的新时空。

  一“车”一“网”,既让生产要素跨区域高频率配置变得易如反掌,又让生活在天涯海角的人可以方便地共享文化盛宴。文化联手科技,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第四,文化事业、产业的内涵性、精神性及人文性功能,正成为提升软实力、丰富“精神家园”的实践利器。

  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城市都经历过由表及里、去粗求精及脱俗向雅的境界提升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它们无一例外地都要设法借助“做优做强”文化事业、产业,来彻底改变先前的“暴发户”面貌。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也正在经历这一创新变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刻体会到,文化对提升城市“精气神”、丰富城市“精神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创建开放式容错式生态机制,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怎样把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是应当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管理者应针对行业跨界互融及文化渐趋杂糅化的实际,营造多主体合力共管共治格局;文化经营方面应积极探索实施“文化+”和“+互联网”战略,以此来壮大多元主体合力及要素配置动能。

  在多业跨界互融中,需注重确保文化主体性,尤其要防止科技滥用的“绑架”。要尽量避免因科技滥用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要实施正确的“+文化”策略,而不是借文化来“贴金”和“造势”,更不是用文化来“搭台”。

  面对城乡间、区域间存在的文化发展落差,还需进一步应用好一“车”一“网”的先行优势。同时,可以借助点对点的“文化精准扶贫”,在内容配送、要素援助等方面来带动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全面小康。

  在精细化治理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招商引资以及公共文化重大项目带动等外生增量动力,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努力激发和用好精细化治理的内生性动能,正变得愈加重要。只有抓实精细化治理,才有可能实现文化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与效能释放。

  从地方实践来看,区域协调、错位并进、本土首创,是一条该走的路子。“千城一面”和同质化竞争已到了穷途末路,必须坚决予以扬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提出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行动方略。其中,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进程中,及时发布“上海文创50条”,可谓切中了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创造上海文化发展新辉煌的核心命题。如果说上海既往创造的文化发展成就主要依托文化条线不懈努力,那未来就特别需要跨界要素集成和跨业动能汇合,以此来实现“文化+”和“+文化”效能的最大化。

  事实上,不仅跨界跨业融合互动正变得重要,不同区域的同类文化主体之间也需要形成新型协调关系。上海各区在谋划落实文化新政的过程中,应从全市一盘棋的高度着眼,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做法升级转换为“八仙过海,守望相助,协调共进”的新实践。

同时,要在合力共推上海文化发展繁荣的进程中,努力创建开放式、容错式生态机制。所谓开放式,就是在确保发展导向不跑偏的前提下,不以所有制不同差异、企业大小差异甚至本土外来差异来裁量文化主体的进退。所谓容错式机制,就是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只有这样,文化创新力、生产力才会真正解放出来。

 

    来源:解放日报 2018227

  

    思想者小传

  徐清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研究”智库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公共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执行主编,上海东方公共文化评估中心副主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个、省部级项目及地方政府文化发展规划项目20余个,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成果奖励十余次,出版专著四部。

 

文字:徐清泉  | 图片: | 编辑: 孙雅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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