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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夏禹龙|他在国内较早提出“邓小平理论”,一生致力于“创新”

 日期: 2017/10/27  | 点击: 1657  
 
很多人知道夏禹龙,是因为他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不解之缘。
他,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他,挖掘出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他,今年9月刚刚荣获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10月17日21时06分,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离休干部夏禹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0岁。
2017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封面。                               
很多人知道夏禹龙,是因为他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不解之缘。夏禹龙与李君如合作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一文,获得中宣部1992年度“五个一工程”论文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篇文章作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学术研讨会”主题学术报告,曾被摘要刊登在1992年10月7日解放日报头版上。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议结束后成立了全国“五大中心”,分别位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教育部和上海社科院。其中,上海社科院的“邓中心”是唯一在地方设立的研究中心。1984年,夏禹龙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任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从此,他的研究领域重心转移到邓小平理论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各种专著二十余种。在筹建这个中心之后,夏禹龙等人又积极创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极大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201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夏禹龙撰写了纪念文章,他指出,“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虽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付出的社会成本过大,且不可持续。因此,它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推行的经济改革,无不以市场为其取向,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的野蛮化趋势在世人面前明显地呈现出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强宏观调控,让一味推崇市场自发作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处境颇为难堪。中国处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中,同样采取了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夏禹龙同时也指出,“必须明确,加强宏观调控,决不是要削弱以至否定市场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番论述鲜明指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澄清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存在的认识误区。
1992年10月7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夏禹龙、李君如合写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左下角)。                                                              
 
在学界同仁看来,“敢为天下先”的学识与胆识是夏禹龙身上最明显的特点。如果梳理一下夏老的简历,就会发现这一特点贯穿了其一生。在学生时期,他就立志追求革命理想,是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的杰出代表,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南洋模范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之后,夏禹龙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79年,他去武汉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史研讨会。会后,与同为上海代表的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同坐长江轮顺流而下回上海。4人由此结缘,在轮船上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中国科技史,开启了一段学术佳话,此后共同研究联名撰写发表了多篇很有创见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包括《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论决策科学化》等论文,《领导科学基础》、《科学学基础》等专著。这段学术佳话也让几人结下了一生友谊。就在夏禹龙去世前几天,参加“试论新形势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目标及演进方式”征文活动评审研讨会的刘吉还提到不久前刚刚去看望过他,对老友的身体很是挂念。
 
“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这是夏禹龙的治学原则,也是其治学生涯的真实写照。比如,他挖掘出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比如,他与人合作提出的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资本,问题在于资本结构的变化”,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显示出理论价值。
 
夏禹龙不是一味安守于书斋,他始终俯下身子,将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紧密相连。比如,他较早提出浦东开放、长三角开发的建议,并且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2年在媒体上率先发表《盼望“上海国际博览会”》一文,提出上海要开“国际博览会”和经济“奥运会”的主张,受到市政府和汪道涵先生的高度重视。离休之后,他仍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论文、文章和著作,包括《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等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获国家图书荣誉奖)、《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等专著。
 
夏禹龙一生都在关注“创新”,尤其是呼吁理论界加强社会责任感,增进理论良知和理论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开展理论创新,为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指引方向,开辟道路。1991年2月,解放日报“新论”迎来第500期,夏禹龙撰写寄语。他指出,理论贵乎创新,以“新论”名理论专刊,可谓得其要旨。“时至今日,理论日益向深层次开掘,创新之难度倍增。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与学术刊物性质有别,既不应回避大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又需更多顾及社会的影响和效果,这就更增加创新的难度。加之篇幅有限,如命题过宽,则难以充分展开。因而与其大题小做,不如小题大做,在一点上深入下去,再生发开来。”由于做到观点新相对不易,他还提出具体建议,认为不妨从资料新、角度新、方法新等方面入手。短短几百字,却点中理论创新要害,并提供具体路径,这样的文风和见地让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
 
即便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夏禹龙依然没有停止学术思考,仍然在深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靠创新不断发展,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回看上海这些年,如果不是敢于拓宽思路,善于跳出窠臼,就不可能敏锐转向、及时变道、突破约束、谋求转型。2011年他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把“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技术创新,而且需要有力地增强科学创新。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文中还引用了当时社会热议的美国华裔“虎妈”教育孩子的事例,并对“似乎为一部分主张应试教育的人长了底气”予以批驳,认为这其实是“不顾具体条件的一种误解”。
 
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夏老身上充分体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建勋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刚从大学毕业,是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年轻科研人员,“想起浦东开发之初,跟随先生冒雨在川沙泥泞的田埂上行走,访问农家的场景;想起先生为我亲自修改专报时的情景;想起先生为我第一次去深圳调研,亲自打电话为我安排好在深圳的所有活动,甚至是宾馆住宿;想起去野村证券调研,先生牵线搭桥,为我做的仔细安排……过往的种种,如在昨日!
 
斯人已逝,但夏老的人品、学识,已经深深印记在人们的心中。后辈学人当以其为榜样,在新时代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来源:上观新闻   2017-10-27
文字:来源:上观新闻 | 图片: | 编辑: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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